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算是通读了一遍程俊英、蒋见元二位老师所著的《诗经注析》。作为一名榆木脑袋的码农，在拿起这套书前我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太大兴趣，读《诗经》的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孔子的大力推崇：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 • 为政》，实际上“思无邪”一词就源于《鲁颂 • 駉》），什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 泰伯》），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 • 季氏》）！因为不堪忍受被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嘲讽，《诗经》就这样成了我读的第一本诗集。

《诗经》分为风（《国风》）、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题材范围非常广。记忆里高中是教过国风《周南 • 关雎》和《卫风 • 氓》两首的，都是恋爱题材（《氓》的内容其实要更丰富些，不过因为是弃妇的怨诗，姑且归为恋爱）。实际上，以民歌为主的十五国风中恋爱婚嫁的题材占了相当一部分，打破了我对中国古诗较少涉猎男欢女爱之事的偏见。反而是后世的治诗学者们囿于儒家传统保守的人伦观念和孔子“思无邪”的评价，赏析这些恋歌的诗意时多有牵强附会，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除去恋爱，国风中还有许多其他主题，包括劳动（如《召南 • 芣苢》，写妇女采车前子），祝贺（如《唐风 • 绸缪》，祝新婚），思人（如《邶风 • 击鼓》，写戍卒思妇而不得归。“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出自此诗），讽刺（如《魏风 • 硕鼠》，刺统治者剥削无度）等等等等。其中更不乏特立独行者，如《鄘风 • 相鼠》直斥肉食者“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作为人而无礼，为什么不快去死？），让人不禁为作者捏了一把冷汗；《豳风 • 鸱鸮》则以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说自己被猫头鹰袭扰后仍坚持筑巢育子的事，通篇都用兴（关于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可参阅这个回答。因为史料缺乏，这首诗所兴之事已不得而知了），极具创意，是同类型手法之祖。说不定汉学造诣深厚的夏目漱石在写《我是猫》的时候也想到了这首诗。

二雅相对来说就没有国风那么贴近劳苦大众了。“雅”字的具体意义虽有争议（本书作者认为雅在周京畿附近产生且以雅乐谱曲，故而得名），但从诗本身也可以感受到其内容主要是和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相关。《小雅》主题有宴饮（如《鹿鸣》）、战争（如《六月》）、田猎（如《吉日》）、祭祀（如《大田》）等，到厉王、幽王时还有一些刺诗（如《雨无正》）、谏诗（如《角弓》）和怨诗（如《四月》）。不过其中也会穿插一些民歌，如写戍卒思乡之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已成千古名句；又如写饥荒惨状的《苕之华》，“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清代训诂家王照圆评价“此言绝痛”，诚如是哉！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小雅》在手法上依然有一丝国风的韵味，大量运用比、兴，景情交融。诗的主题虽然侧重与国风不同，但依然丰富，从其中能一窥当时人们，尤其是上层人物的生活状态。

与之相对的则是庄严肃穆的《大雅》。《毛序》说“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虽然这样解“大”“小”二字是有争议的（一说大小是指音律而言），但《大雅》的主题相比于《小雅》，总体的确是更为严肃，多与王政社稷相关，鲜有描绘个人情感或者日常生活的。其中有祭祀（如《既醉》）、歌功颂德（这里面既有议论说教的颂诗，如《文王》，也有纯为媚上的谀诗，如《假乐》。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就评后者“此等诗无非奉上美词”）、劝谏讽刺（如《抑》）、史诗等。其中五首周民族史诗是比较精彩的，更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从描述了周民族诞生过程的《生民》，经《公刘》、《棉》、《皇矣》三篇，到最终写武王伐商，大战牧野的《大明》，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史诗第一篇《生民》描写了一幕超自然力量：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帝喾高辛氏有正妃姜嫄，她因为踩到了上帝的巨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周的始祖后稷。这与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感孕而生耶稣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不同于《圣经》和荷马史诗等西方早期的许多重要著作，《诗经》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鲜语怪力乱神，使得这一描述颇为特立独行，成为三百首中极少（可能是唯一）一次对神话传说的具体描写。

《诗经》的最后一部分，三颂，基本都是祭祀诗。给我的感觉是在《大雅》的基础上向说教与颂德更进一步，诗的美感与修辞也相应更退一步。当然，《诗经》中的诗其实也是乐曲，钟鼓磬笙和鸣奏乐配以这些颂词，说不定会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可惜这些音律散佚已久，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诗句内容赏析这些诗歌了。《周颂》三十一篇产生的时间很早，都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100年至前950年左右，这时诗还是不分章的，一段到底，结构比较原始。主题除了祭祀先王神明外，也有一些生动的农事诗（如《噫嘻》，夸张的艺术手法可能滥觞于此诗“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一句中的“三十里”和“十千耦”）。《商颂》五篇中前三篇也不分章，可能产生于殷商时期，要比《周颂》更早；后两篇则是殷商后人，即春秋时代宋国国君祭祖的诗。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鲁颂》四篇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都是歌颂鲁僖公的，也是三颂中仅有的歌颂在位君主的诗。其中《閟宫》一篇十分有名，是《诗经》中最长的一首诗，洋洋洒洒九章一百二十句，词藻华美，气势恢宏，对后世歌功颂德的碑铭文字有深远印象。但可能是因为臣子媚上的需要，《鲁颂》内容浮夸，有些言过其实。北宋王安石对这一特点的评价一针见血，多为后世治诗之士所引：“《周颂》之词约，约所以为严，盛德故也。《鲁颂》之词侈，侈所以为夸，德不足故也”。

通读诗三百，从题材和写作手法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粗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五国风与《小雅》，多用比、兴，寓情于景，情感充沛，主题丰富多变。第二部分是《大雅》和三颂，主题大多围绕国政或祭祀，在修辞与情感的丰富程度也难以媲美《国风》与《小雅》。大多数诗的气氛肃穆，少比、兴而多用赋以平铺直叙，甚至阿谀奉承。虽然也不乏结构上精妙严整的好诗（如《生民》），但只单用描写和议论却不加以景物、想象和修辞的点缀，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总觉得沉闷。尤其是读完三颂再回头翻开国风中的民歌，真有种眼前一亮，阴霾一扫的感觉。我想修辞之所以在诗中有如此奇妙的作用，也许和这种艺术体裁本身有关。诗之于文章，只寥寥几笔勾勒最关键的地方，讲求笔笔遒劲，字字如金，多一字少一字改一字都可能带来决定性的变化。这是体裁所限，也是体裁所长。好诗就像一幅山水画，勾勒出的轮廓栩栩如生，留白处亦余韵悠长，既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细细咀嚼又有无限遐想的空间。要让诗有这样的神韵，恐怕不得不借助景物。画出了花草虫鱼，山川河泽，日月经天，斗转星移，其情其志往往就不言自明，可以留给读者去想象而不必再连篇累牍地叙述了。但《大雅》和三颂中的许多作品反而在尝试用诗歌体裁去写议论文，既没能营造出合适的意境，也难以用有限的笔墨抒发自己的观点，以我之短击彼之长，收效甚微。

有趣的是在开始读《诗经》之前我的想法与上面所发的议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因为对风花雪月和农桑稼穑没什么太大兴趣，我本以为自己会最爱《大雅 • 文王》一类说教颂赞的政治诗。“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何等神采飞扬，气吞山河，宛如耳闻目睹了万邦来朝的盛景！但实际上正如前述，这种写法其实并不适用于诗歌。通读全诗，论灵秀不如国风中的许多民歌，论气势也不及贾谊《过秦论》一类政论文。而情诗真就像我一开始所想的那样无趣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在三百零五首中，我最爱的一篇就是情诗《秦风 • 蒹葭》（也有人解这首诗为思贤、念友、隐居等，但从诗的氛围体会，我与程、蒋二位老师的意见相同，认为这是一首情诗）。国风中不乏意境悠远的好诗，但这首实在是出类拔萃，真正把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留白美感做到了《诗经》中的极致。全诗没有一笔明写思慕之情，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强烈情感却萦绕其间。诗中“伊人”在水草云雾中时隐时现，如梦如幻却真切，虚中有实；诗中主人公在对岸“溯洄”、“溯游”，上下求索而不得，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引人遐思到如此程度，恐怕不仅是诗歌的魅力，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理念的魅力，拥有一种其他文化无法再现的独特美感。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这首诗居然是出自穷兵黩武、刑律严明的秦国。《秦风》特点十分鲜明，充满尚武精神，在国风中是个“异类”，有许多是写战争（如《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出自这首战歌）或写秦君的（如《駟驖》），而十篇中除《蒹葭》外只有《晨风》一篇与婚恋相关。《蒹葭》前一篇《小戎》更是充斥着战马与兵器的名称，佶屈聱牙。但就是这样的《秦风》，产生了在情诗中名垂千古的神来之笔。清方玉润评：“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

除去《诗经》本身，程、蒋二位老师的注析也十分到位。正如《诗经注析》序言中所说，自从《诗经》成为儒家经典，有不下千余种的各类训诂注析。但古代文人毕竟有其局限性：因为《诗经》的地位崇高，且作为经文被儒家用作教化民众的工具，经师们或是牵强附会诗意，失其真实面貌；或是滥用溢美之词，把本来朴素的诗捧上神坛。如《关雎》作为第一篇诗，其实只是一首民间的情歌，孔子也不过是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从西汉的《毛序》开始，历代多数文人却认为诗中“君子”指周文王（即灭商的周武王姬发之父姬昌）、而“淑女”指太姒（周文王正妃，武王之母），甚至一定要将这首诗的产生时间推至西周初年，仅仅是因为关雎是“《风》之始也”。实际上读完真正产生于西周初年，所有诗歌都不分章的《周颂》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诗经注析》中每首诗前都有两段文字，第一段写诗的主题与产生背景，这里注者先引《毛序》、《郑笺》、朱熹《诗集传》等历代训诂名士的说辞，有时再对比《左传》、《史记》等史料，或验证、或反驳、或阙疑各种意见；第二段写诗的艺术手法、所用修辞、章句之间的转换等。同时也不时会引前述著作里的赏析，其中有过誉处则驳之。尽管同样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但博采众家之长，且摆脱了经学礼教的窠臼，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古代文人还有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 颜渊》）一脉相承而来的“崇古”风气，总有种古贤人只可形似，无法超越的偏见，把本处于诗歌发展早期的《诗经》捧到了不正常的高度。注者利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思路，完全驳斥了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我不敢说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用这个思路去为《诗经》及后世诗歌正名，我是非常赞同的。

德语中有个很花哨的词叫Zeitgeist，即时代精神，我认为《诗经》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在编纂之初，它是当时周王朝的时代精神，之后历秦火而不灭，在西汉又浮出水面，以迄于今，更证明了其旺盛的生命力。渐渐因为去古已远，许多诗的主旨含糊了，但也为诠释欣赏留下了余地，历代文人得以因时因地，借诗明志，以诗咏怀，《诗经》就成为在不同时代各异的Zeitgeist。今天，《诗经》中的作品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蚀刻进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毫无疑问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Zeitgeist。这一篇篇来自两千五百多年前先祖沉默的呼唤，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不过是静静地等待有缘人发现罢了。